在该异议关键的一段中，霍姆斯告诉我们，统治者太经常地寻求在法律中表现（他们的）意愿并将所有的反对一扫而空，包括言论的反对。

少数出庭律师高频出现也反映出国际诉讼的一个显著特征：一旦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诉讼时选择了某一出庭律师，该律师会持续代理该国在国际法院乃至其他国际性司法机构的案件。国际法的专业性必须在实践中磨砺，经验必须在实战中累积。

13又如，在涉及领土与海洋划界争端的诉讼中，国家的顾问团队往往会包括能源、水文地理、负责边界和海洋问题等部门的专员。因此，国际法律人才的培养与一国职业化法律团队的构建互为因果，二者缺一不可。②《国际联盟盟约》第12条规定，国联的成员国在诉诸武力之前须先将可能导致彼此冲突的争端提交常设国际法院或仲裁，或交于国联理事会审议，并在获得诉讼、仲裁、理事会调查结果三个月内不得诉诸武力。国际争端解决有其固有逻辑，不同司法或准司法机构的程序各有特点，甚至诉讼或仲裁的证明标准对原告与被告、对不同的问题，都可能有所不同。国际法学者兼任出庭律师，除了自身的学术能力获得认可之外，也离不开所处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支持。

11 出庭律师负责在庭审程序中阐述一国的法律论点与有关事实，并对对方的主张及依据进行有针对性地驳斥。作为参照，国际法院2002年2月7日通过的《程序指示》第8则指出，将近期内曾任国际法院法官、专案法官、书记官或法院其他高级别官员的人员任命为一国的代理人或辩护律师，不符合司法正义的要求。[41] 2005年，行政立法程序勉强以公开征集意见程序的名义被导入行政程序法中（三十九条以下）。

就此意义而言，由前述已经明确，这些规定并不只是法的支配理论产生的结果。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行政作用的民主化、权利救济手段的整备、损失补偿制度·国家赔偿制度的整备也被揭示为法治主义原则确立的一环。例如，在日本国宪法下代表性的行政法教科书田中二郎的《行政法总论》（1957年）中，法治主义与民主主义、福祉国家、司法保障一同被列为现行行政法的基本原理之一（190页）。[2]对于法治主义，在构筑日本近代行政法学基础的美浓部达吉那里作出了以下表述：法治主义原则的意义是……非基于法律根据，不得以行政作用侵犯人民的自由和财产。

[42] 行政立法程序（公开征集意见程序）在导入行政程序法的时候，明确法治主义理念的行政程序法第一条（目的规定）的条文没有发生变化。而且，美浓部虽然明确指出法治行政是德语Gesetzm#228;ssige Verwaltung的译语，却没有明示法治主义的对应德语。

[32]这既能被评价为是立于法的支配理念的结果，也能被整理为是具有实效的、概括的权利救济这样的法治国家理念的表现。实际上，司法制度改革推进审议会意见书所提及的国民的权利利益的实效性保障这一观点，虽然在用词上多少有些不同，却早已在20年前以西德为范型的行政法学中被提到过。法的支配原理被视为了对行政程序法制的缺陷进行批判的根据。[38] 矶部·前揭注[10]，行政法的争点19页也有这样的表述：依法律行政本质上是立足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原理，因此，该原理虽然与今天立足于国民主权原理的国家相称，也担负着对行政的民主统制的意义，但从发展过程来看，仍有必要注意和所谓民主主义法理画出一道界限。

[27] 参照盐野宏《行政法I》（1991年），223页以下，同《行政法I（第四版）》（2005年），291页。实际上，佐藤在其就行政改革会议报告书、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所写的论文中也谈到了法的支配的内容。从整体情况来看，倒不如说，法的支配属于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对法治主义的批判。也就是说，由于法治主义原则是存在于法治国家伞下的原则，随着对法治国家理解的变迁，在谈到法治主义内容变化的时候，是能够从法治主义出发推导出法律保留以外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的。

[26] 盐野宏现代行政程序法的诸问题，参照盐野·法治主义的诸相，207页以下。[16] 参照杉村敏正《全订行政法讲义总论（上卷）》（1969年）

第四种是公民对国家的请求关系。在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中诞生的《弗吉尼亚人权法案》是人权史上最早的人权规范。

也有人把思想家们假设的极端情况下的权利称为极穷权的生存权。一大批在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被驱赶到贫困边缘的人因这一条款而看到了一线生机，他们很快团结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周围。两种性质不同的生存权起到了不同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的生存权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而使资本主义制度渡过危机并得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存权则标志着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地位的解放。国家对救助请求的满足程度——不是使请求人生活水平高于不曾提出请求者，而是使请求者获得生存的最低条件。为此，资本方不得不作出让步。资产阶级的人权史实际上是一部自由与平等的矛盾斗争史。

美国把它置于人权首位明言予以保障,而法国则在规范中不出现它的概念而将其融汇于其他权利中予以保障。它的第一条明显地带有洛克的思想痕迹:一切人生来享有平等的自由权、自立权以及一定的固有权和在其进入社会时，其生命和自由不得以任何契约而丧失或剥夺并且有权获得和占有财产，有权追求和得到幸福与安全。

在人权目的上，传统的以社会成员个人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变换为社会整体对平等、生存的追求，人权主体也因人权价值取向的转移而由有生命的个人扩展为具有复合性质的人的某类，集体的权利开始登上人权舞台。公民通过人权的中介同国家结成四种权利义务关系并形成四种地位。

共同体论掩盖了在生存权问题上的阶级矛盾。人权保障有积极、消极之分。

民法、刑法学家认为，这些思想是紧急避险权的源头，而人权学家则认为，他们播下了到现代才开花结果的人权的种子——生存权。经济目的设定为:经济生活秩序必须与公平原则及维持人类生存目的相适应（第151条）。该说所证明的结论是，哪里的生存权不具有这种约束力，哪里的生存权就是不受保障的生存权。其三，它第一次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

依据人权保障的一般原理，哪项权利不能提起诉讼，哪项权利就没有护卫屏障，司法救济是人权的防波堤，它的意义在于阻遏来自国家和社会的生存冲击。以上四点作为人权规范最早肯定生存权的共同内容，在人人都有财产可实行生存的自我保障的条件下确能使处于朦胧状态的生存权得到顺利实现。

社会主义国家向生存者提供的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国家向生存者提供的是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我们发现，这种现象与人权规范确立之初先是由思想家们对人权进行论证而后才有人权法的规定一样，现代人权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理论上的说明早于法的规定的过程。

而社会主义的生存权则把平等的原则与实践统一起来,人人具有平等的生存条件，资本特权在生存权面前归于消灭，使生存权在事实上成为社会主义在法律上的表征。保障方法由1793年宪法中社会救济机构履行义务变为国家履行义务。

以此为标准，立法机关既不能通过妨碍和取消生存权的立法，也不能制定使生存权落无实处的法律。《魏玛宪法》关于国家以公益的名义强制组建公共经济组织并以税收方式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解、把被集中的社会财富分割出一部分施于贫苦者的规定，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无论哪种性质的政党，其标榜的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政纲都是相同的。因此，该时期的生存权是以社会权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权利。

人权体系中有无它的规定,是判断一国人权是否现代化的根据之一，也是判断一国保障人的生存权是否全面的标准之一，其意义可与生命权并列。在这种关系中，公民处于主动地位。

发展是生存权的必然要求。当这些被国家通过技术处理为数字指标时，生存权的下限就是具体和明确的。

既然公民有对国家关于生存权的立法提出请求的权利，那么当立法机关出现立法侵害时,对消极的立法侵害，公民同样有权利按照宪法的监督机制对立法机关提出不作为违宪审査的程序,以纠正立法的不法。本文就这些作初步探讨。